Opinion

和平年代的正义与信仰

February 7, 2019

和平年代的正义与信仰

川普炒掉了FBI局长James Comey,于是后者写了本书,讲讲他自己的人生,顺便攻击一下川普。我前些个月去美国出差时已经过了这本书的炙热期,书店里已经买不到,反倒是在香港机场看到了一本。

也可以说是一篇书评,关于《A Higher Loyalty》这本书;也可以说不是,只是写写我在DA’s Office(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日子。

“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 Reinhold Niebuhr

书分了十几个章节,后面几个和上次大选关系紧密,先是希拉里的邮件门,又是川普的同俄门,但因为本质上带了自辨的意味,反倒不是书中出彩的段落。Comey本身是芝大法学院毕业,多年检察官生涯,又跟三任总统混过,所以反倒是前面的章节比较好看。而我因为在DA’s Office的实习经历,看到文中的很多描述,都会感同身受。

首先便是曾经在媒体中爆出过的布什时代对“torture”定义的扩大,不知中文对应应该是严刑、酷刑、还是折磨,总之就是911后对恐怖分子进行的一系列违背人性的刑讯手段,除了生理折磨,还包括大量心理攻击。Comey讲述了司法部中就此事的各种建议和与白宫的明争暗斗,普通读者读完以后可以略微了解美国的政治系统及三权分立概念,以及通过有关“torture”定义的讨论对法律人士的咬文嚼字有一些直观感受;而法律新近毕业生读完以后有一种老母亲见亲人般的欣慰感。

严刑逼供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全世界都有,西方东方谁也别笑话谁。美国现代的法律系统强烈抵制任何对嫌疑人的压迫,有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米兰达警告等等来保护嫌疑人,很多国家也出台了类似保护人权的法律。但当人们相信自己处于特殊时刻时,比如恐怖袭击,即使是“圣母”如美国,也会开始不择手段。

这大概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酷刑是符合人性的。人性也许本就有恶,但道德感迫使人们把这种恶放肆在一个坏人的身上,仿佛就理直气壮起来;也许是因为对无知危险的恐惧,而只能通过最原始的暴力来解决问题。

但就像书中说到的,“torture”对审讯的效果,并不是最好的,即使大家抛开人性,认为在某种特殊时刻下,“torture”是合理的,也绝不是最有效率的获得情报的方式,相反,表现出的可能只是一种破罐破摔的绝望。这一点可以在一些前FBI特工写的关于谈判的书中得到验证,比如我曾经读到,一个FBI明星审讯员是修女出身。

我曾经在检察官办公室的命案组实习,也算见过一些命案组的警探和他们的审讯过程,现场和录像都有不少,和大家想象中的电视里的红脸白脸差了很多。一名警察,要成名一个命案组探长,除了必要的工作年头,最重要的是人际沟通能力。他们每个人都笑得爽朗,浑身散发着亲近感,就差把“真诚”两个字写在红扑扑的脸上,若不是腰间鼓鼓的枪袋,简直就像那种镇子上所有人都去的咖啡馆的服务生,热情地问你“要不要加个鸡蛋,免费”的那种。

审讯的时候更是如此,两个警探全是红脸,满心要帮嫌犯解决问题,有一种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端茶倒水拿吃的,更是必不可少,看着多悍的嫌犯,聊着聊着都能打开心扉。专业术语叫Rapport Building,这才是现代刑讯。警察开心,嫌犯(短暂地)开心,我们做检方的在录像室看着也开心。

对了,那种带玻璃的审讯室现在应该很少了吧,都是摄像直播,不需要只隔着一堵墙。沟通起来可能要麻烦警探多跑几步,毕竟不在隔壁,经常还不在一层楼。审讯间隙的时候,警探会跑过来问检方,还有什么法律上需要的信息,沟通一下,再回去和嫌犯继续开心地唠嗑。

在美国的普通人,如果全篇只看一句话,请记住这一句:一定明确声明,要求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

在检察官办公室实习的那个学期,应该是我在美国读书这几年最珍惜的一段时光。倒不是快乐,因为生活中有生死,看过杀人犯,看过受害者家属,看过案发现场图片,看过尸检报告,于是反倒觉得自己的情绪都封闭起来,下班回家不泡个澡都没法睡踏实。即使这样,却是开眼界的一段经历,所以看Comey描述的那些工作,就觉得熟稔而亲切。

检察官的人手确实总是不足,案子永远比人多。和律所十几个人上一个案子不同,检察官办公室基本上一个案子只会由一个检察官来负责。每天早上和下午到了开庭的时间,一群穿着很普通西服的男男女女,每个人拎着一个小拖车过马路,车里装着满满一大摞文件,往旁边的法庭走去,彼此间交谈不多,带着丝严肃,然后拿着检察官证件,躲开平民百姓的长队,熟练地过安检,四散奔走在法院里。

不知是不是为了弥补检察官的孤独感,检方在报名的时候可以喊出“为了人民”这种口号来壮胆。你还别说,我第一次上庭的时候,喊完”XX, certified law clerk, for the people”,真有种背后有千军万马的感觉,声儿都不抖了。虽然我一个外国人,感觉和”People of California”也没什么实际关系,但喊得多了,莫名有种把保护加州人民当己任的感觉。

而和检察官人力稀薄似乎有些挂钩的是检察官的身高,似乎政府觉得大块头看起来一个顶俩,坐在原告席上代表人民看起来有些重量,所以我见过的大部分检察官都是高个子。几个检察官如果站成一圈聊天,抱着胸,分着脚,身体往后仰着,带着那种alpha male的俯视,互相开玩笑。我也曾经试过,觉得把腰仰断了也找不到感觉,脑子里莫名都是鲁迅写的“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似乎也是因为这种壮汉人设,男女检察官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每天接触太多人性阴暗面,女性可能因为天生的敏感而表现出更多的疲惫感,她们对受害人的同情与听到悲惨案件的震惊都写在脸上。但男性会因为传统的性别形象,封闭自己的情绪表达,更多时候用开玩笑的口吻来聊严肃的案子,但你知道,若不是心中正义感爆棚,根本不会选择这个职业。

我曾经去过一个量刑的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犯人一个道歉的机会,给受害人一个完结。那次听证会的死者是个单亲妈妈,犯人是死者的前男友,因为无法接受关系破灭而愤而杀人,状况惨烈。受害人留下两个小孩,收养这两个小孩的家庭全家包括祖辈都陪着孩子来了,大一点的孩子做了个妈妈照片的视频,还写了一封信念给妈妈。全场无不动容,我旁边坐着办这个案子的警探,人高马大的墨西哥裔人,边哭边递纸巾盒给我,纸巾盒就这样一排一排在听众席传递。

生死面前,心理再强大的人,也不能做到每次都粉饰太平。

全书最精彩的章节我认为是第六章,讲述了时任司法部长John Ashcroft因为急性胰腺炎昏倒住院,布什政府为了拿到司法部关于”torture“的绿灯,直接派人去病房意图干预,而Comey作为代理司法部长紧急召集相关官员并动员司法部的各种员工来支援。气氛紧张,情节紧凑,政治的外在平和与内里诡谲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让我会心一笑的是Comey提到的找员工来支援这种检方常见做法。

我第二次上庭辩论,是一个酒驾的听证会,被告请了私人刑事律师,是个白人老头,而听证会两个动议都是关于司法程序的,一份认为搜查令有误,一份认为取血过程违宪所以证据不能予以采纳。其实给学生来辩论的都是轻罪,这些听证也是例行听证,但之前还是和轻罪组的组长过了整个提问的草稿,算是准备充分。

但对面律师完全是个流氓,除了合适的反对,还有很多没事找事的言论。比如他说话的时候我看他,他就说“法官她偷看我的笔记”;比如组长在给我写便签提示我说什么的时候,他说“法官凭什么她可以和别的律师讨论”;还有一些对女性的意见,以至于法官都要说“辩方律师,提醒你,我也是个女人。”

本应该一个小时过完的听证会,从开庭被他愣生生拖到了快休庭的时间,其他案子的人看反正轮不到了,都撤了,我本以为听众席应该没有人了,结果偶然回头的时候,看到齐齐整整坐了一排西装革履的检察官。他们也没做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案子,无非是自己的案子弄完了,然后组长发了个短信,大家就聚到了这个法庭,过来给自己人站台。作为一个实习生,受到这种待遇,内心十分感动。

坊间对这本书的诟病,大约是觉得Comey把自己写得太高尚了。我倒觉得还好,一是我见过更自恋的律师写的书,二是虽然Comey什么人我不好说,但我真的见过像他描述那般高尚的检察官。

我在命案组的Supervisor是一个叫Lance的助理检察官,金发碧眼的白人,高个子大块头,是那种最典型的检察官形象。【注:真正的由选民选出来的District Attorney(地区检察官)基本上是不出庭不办案的,办案的这些检察官一般是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助理地区检察官)。】Lance以前是在有组织犯罪组的,简单说就是打黑帮的,后来才调来命案组,他娶了一个法院的速记员,一家人住在Santa Clara南边房价没那么贵的地方。

Lance为人很热情,和法院的人,和公共辩护人,都能聊得很开心,有来有往,而且很乐观,从来不会因为案件不顺心就随口冒出点脏字什么的。记得有一回,他在有组织犯罪组办的一个大案件,在被告上诉时候被翻案重审了,这其实是个蛮大的打击,毕竟这种大案是花费过很多精力和时间的。那天我跟着他在法庭,路上碰到的公共辩护人们都开心地对此表达了幸灾乐祸,他也和人家嘻嘻哈哈,进了电梯,他说,“真让我不爽,没事,再来一遍还是把他们送回监狱。”第二天他的办公室门口就堆了一面墙的文档箱,摞起来大概覆盖了有四平方米的面积,据说全部是那个案件的材料。

还有一次,Lance和一个公共辩护人讨论案子。案情大概是两个朋友A和B,据说A在B的房子的后院里突然开始用砖头袭击B,B说他也拿砖头打回去,然后就进屋看电视了,八个小时以后,B发现A躺在后院里没有动静,就报了警。辩护人和Lance说:“你这么着急要办掉B是干嘛呢,这个A没有财产没有工作没有家人,任何和社会的联系都没有,没有人在乎他死没死,怎么死的啊。”

Lance说:“I care.(我在乎。)“

我记得我们当时走在去法院的路上,就和平常的每个需要上庭的工作日一样,加州春日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在Lance的肩膀上,一片斑驳,我们等着红灯,身前有车驶过。对话发生在再普通不过的地点,再普通不过的时刻,但突然深深刻在了我心里。

前段时间,川普令政府停摆,FBI发言人出来表示抗议,表示FBI的特工去私企可以拿三倍的工资,政府再不发工资,恐怕就要失去这些人才了。底下很多网友评论,说“那FBI特工为什么还呆在FBI,福利好吧?总不是为了爱国吧!”

我突然觉得有些无奈,其实就和说Comey是伪高尚的人一样。我感到抱歉的是,这样的人应该从来没见过高尚的人或是有信念的人吧,所以当他看到这些描述时第一反应是怀疑,而不是联想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

检察官的工资,说实话可能连律所一年级律师的工资都不到,但倘若我有美国绿卡,我应该会留下来做检察官的,这应该是签证身份对我人生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吧。

新年了,又是一年欢声笑语,愿诸位在新年里找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做一个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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