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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医疗广告

作为一个百度前员工,这在我的朋友圈倒是个敏感话题,但我还感想蛮多的,稍稍说上两句。

首先我们先说事实,因为我也没时间去仔细看新闻,我们假设我下面的描述是事实好了:接受传统治疗的肿瘤病人通过百度检索结果找到医院,医院宣称可以用某种国外的治疗方式,但这种治疗方式实际上已经被淘汰,病人接受了医院的治疗后无效死亡,谁有责任?

在这件事上,其实潜在的责任方很多,医院,病人自己,永远的责任方——政府,还有百度,先不要太着急把焦点放在百度身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一、病人

并不是所有因果关系都有法律意义的,蝴蝶效应大家都知道,如果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往前找补,那就是一副没完的近乎荒谬的多米诺骨牌。要不是病人来到医院,病人可能不会死;要不是病人用百度,病人可能不会知道医院;要不是传统疗法不够有说服力,病人可能不会用百度;要不是病人生病,病人根本不用经历这些……

但我们要从近往远说,最终决定来到医院接受医院治疗的是病人自己,那为什么病人自己的决定不是切断因果线的那个主因?假设一个人想要以某种特定方式害人,他去网上查了害人的方法然后付诸实践,你可以说要不是他上网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害人,但就像古文中说的那样,你是去怪责那个拿刀的人还是那把刀?再假设,这个人不是想要害人而是想要自杀,然后在网上查了自杀的方法,这样你会更容易认定网络是他死亡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自杀行为是他死亡的原因?

有了对原因的客观认识,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这个案子跟上文所说的假设唯一的不同在于医患特殊关系。无论是自杀,还是害人,当事人自己有能力做出一个自主的决定,所以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而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在一个很无知的信息不对等的位置,他不能做出一个他自己能够负责的决定,所以在这件事情中,人们不会说病人活该。

二、医院

但是肿瘤病人最终死亡的病例千千万,即使我们说病人采取了医院的方案不是病人自己的责任,但病人的死亡为什么就是医院的责任呢?毕竟,最大的证明因果关系的障碍在于,病人有一种本身就致死的疾病,所以医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显然的。

假设大家不知道这个治疗方法在美国被淘汰了,假设在中国仍有一小部分医院在采取这种疗法,并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一种可行的、有一定概率比传统疗法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法,并且诚实地告知病人所有相关信息,那么大家抛弃对于莆田系的已知偏见,其实医院并没有什么责任。毕竟,医学的发展总是从范围很小的实施开始的,当一种小众疗法有客观医学依据并且被一部分学派所承认,如果病人愿意放手一试,最后没有成功,没有人会责怪医院或者病人,大家都是赌个概率做个选择而已。

那医院的责任在什么?在于没有满足病人的知情权。如果他们告诉病人这个疗法在国外已经被淘汰了,并且提供真实的成功数据,病人可能就不会选择医院。其实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很好证明,病人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很急迫了,他可能会尝试任何方式,如果病人要证明医院的责任,那他就要证明如果他知情就不会选择医院。可是你们想想,其实是人之常情,对于一个绝症患者,即使告诉他这是1%概率能治好的病,他可能仍然会去赌这1%,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都很难去证明未发生的那条路上有什么。

但医院做的不只是没有给予病人充分的信息,他们是肯定地给予了病人错误的信息,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这就涉嫌欺诈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莆田系这么深恶痛绝。患者应该是可以相信医生的,但他们却背弃了这种信任,上升到了社会公益的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得不说政府了。医患关系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社会关系,当大家都对莆田系深恶痛绝的时候,只能说是政府的失职,法规可能不健全,执法可能不严格,震慑性远远不足,可能还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就算我们知道政府可能最多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但至少我们应该都认识到政府在这种事情上的责任。

三、百度

说了这么多责任方,才能到达百度这一步。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没什么地位的话题,至少在美国,只要公司不违法,法庭是不会管公司做出的有违社会责任的商业决定的,即使是股东来要求也没什么用,因为公司这种结构的存在就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公司违法,管理层做决定也是看看被控诉的概率是多少,赔偿是多少而已。人都是欲壑难填的,何况是很多人组成的机构。医疗广告占百度收入的多少,我不想查是不是公开信息了,但绝对是伤筋动骨那么一个数量级,没有一个公司会和利益过不去的,这点其实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网民,这可能就是一种背书,如果百度对于莆田系的违法行为有所知,或者应该有所知的话,会把百度推到共犯或者同谋的责任上去(conspiracy or complicity,具体对应中文词汇不确定),百度有一定概率会有连带责任。

对于社会来说,我们比较的是这件事的损益。“益”就是我们避免了虚假医疗广告的伤害,虚假医疗广告的伤害很大,发生的概率也很高,所以这个值对于社会来说是很高的。“损”呢,基本上就是对百度和莆田系造成的利益损失的社会那部分,比如体现在税收上,可毕竟不是损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此,很显然,大家明着暗着一算账,都觉得应该是百度来解决这件事,毕竟它做个过滤器,分分钟的事。

对于百度来说,比较的不过也是这件事的商业损益。“益”就是留下这些广告可以得到的盈利。“损”呢有两个,一个是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个百度作为一个垄断企业,其实不是很担心;二呢是纯金钱上的,可能有一定概率吃上官司付出赔偿。我们不需要是什么公司管理人员就能知道,在中国,吃上官司的概率有多低,付出巨额赔偿的概率更是非常小,情理之中的,损的期望值远远小于益,那百度自然会继续容忍莆田系的存在。

说到这里,如果大家也看了当时Google面对类似指控时的故事,就知道我们又可以指责政府了,在这个损益的不等式里,只有政府有能力去改变任意一边的数值。要不就减少百度对于医疗广告利益的依赖,政府可以直接打掉莆田系,那可能对于百度来说公信力的提高有一天比广告更有价值,自然就会配合过滤;要不就开出巨额罚单在各种侵权案上允许高额赔偿,那对于百度来说,可能继续打医疗广告也会得不偿失。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让百度以一个公司的角度,去执行一个对公益有用却对自己损伤巨大的事情,可能性非常小。

客观来说,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许大家可以通过舆论指责迫使政府迫使百度做些什么,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能怎样呢?我们不能确认政府是不是能立刻有所作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自己的调查去看国外的医疗文献去自己努力知情,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这个社会里想保护的人,可生活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是这么防不胜防……

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除了翻好墙,把父母的默认搜索引擎变成Google。

(声明:文中所有法律概念基本来自于美国的法律体系,作者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类似的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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