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phile and concertgoer • From Beijing • Born in May

Always Love a Good Story

  • One L

    就从这个本子讲起吧。 下午把1L的书本都卖回了学校书店,所有能扔的阅读资料也都扔了,要寄的包裹都送了出去,要退的货都退掉,借好了自行车,回到宿舍终于能歇一会儿,却一点儿都不饿,想想又到了该写日记的时候。 这个本子是学校录取时候随着录取材料一起寄来的,Dean Deal说她很old school,希望大家也能把所见所闻所感拿笔记录起来。一语成谶,这上面基本记载了我1L的所有状态。 本子的前一半是1L第一个月的笔记,那时候还不习惯拿电脑记笔记,每每都是上课胡乱涂画,下课后还要花基本一半多的时间去把笔记整理到电脑上。一开始的时候笔记基本不能看,到后来已经能写得相当工整了。但第一个学期阅读量太重,每天整理笔记和看阅读,周末两天也都搭在里面,我又每个case都坚持写case brief,时间常常不够用,所以后来就转成用电脑记笔记了。读case的速度也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快,到学期最后两周我已经有空看看美剧看看电影了。 照片里的case是Hawkins v. McGee,就是那只长毛的手的案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有讲到过,这个案子也在小说/电影The Paper Chase中出现过。The Paper Chase中的主角原型是一个同学的妈妈及外公,物权法教授说起这位妈妈的美貌也是赞不绝口,但这位同学活得却颇为随意,原本一个干净的帅哥经过1L以后蓄起了浓重的络腮胡子,偶尔大家就在长椅上闲扯上一个小时,不说话了就抬起头看着树发呆。 后面两个学期我便没有这么努力了,至少碰上痛经也会缺个课,但仍然每个case都兢兢业业做了brief。如果比较来说,最惨的是冬季学期,自己状态也不好,奔波于各地面试暑假工作,课程没有一门自己喜欢的,期末时候又赶上生病,那个时候真是一个一个小目标在熬着。最好的还是秋季学期,虽然非常累,每天两点一线甚至感觉不到是换了一个国家,但心情总体比较平稳愉悦,压力自然也是有的,到后面两个月经常失眠,这种症状在法庭上都可以算emotional distress的表象了,期末考试那几天崩溃得比较厉害,但似乎也并不是因为学习的原因,都是一些小事和小事背后的意义罢了。春季学期心情起伏比较大,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切都搞定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被一些事情拽到泥泞之中,所幸课程或教授比较有意思,另外也有更多时间和同学及朋友互动,所以整体算是正负相抵。 法学院的课余活动基本就是喝酒,没有学生活动不喝酒的,我自己实在是不能喝,所以基本都不碰。唯一一次是第一个学期考试结束以后,2L和3L会夹道欢迎每个出门的1L并递上一杯shot,这杯shot感觉会此生难忘。喝完的十几分钟里我还去邮局把杂事处理掉,然后准备回宿舍洗衣服,但头渐渐晕了起来,等到我回到宿舍已经完全走不稳路,但因为第二天要赶飞机,只得坚持着把衣服拣了送去洗衣房,路上一直是摸着墙走,实在晕到走不了就歇一歇,回宿舍就直接倒在床上,到点再挣扎着爬起来去洗衣房烘干什么的,我在楼道里走的时候脑海里一直和自己说,如果我要是因为这个倒在楼道里会被笑三年的,还好一路并没有碰见什么人。那个晚上我吐了三四回,差不多经过了十个小时才慢慢好了一点,可以真正睡觉,但直到第二天一早去赶飞机,都是懵懵的。结论就是,我是真不能喝酒。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一种很过客的心态,生活一切从简,很少花心思在自己的生活上,觉得何必麻烦,反正都是一两年。春季学期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去布置房间,比如买桌布,换上比较滑软的床品,买了盆花,还买了花瓶。三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既然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就远离现实人们那些求不得的可怜烦扰,无忧无虑做个学生。之后去哪里呢,我也不知道。 其实平心而论,如果没有生活上私事的影响,1L应该是越来越清闲并愉快的,尤其是对于工作过的人来说。但生活没有如果,这是一篇记录我自己1L的文章,并不是什么经验或建议,我不能把我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择出来。回国以后因为一些私人问题,情绪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回到学校以后一个礼拜都倒不过来时差。白天若是忍住不睡就会胸口痛,那时候新年,学校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蹲在客厅里觉得如果不睡觉万一出点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能帮我,所以只好去睡觉。不管午睡多久,每天总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外面一片漆黑,吞噬得我好像要疯掉。有闺蜜一直会和我聊天,但大多时候我都是在自己疯狂地写,所以这个本子的后半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意识流记录,有跟自己说的,有跟别人说的,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整页整页的,基本上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都在写。 这个状态持续到开学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上课都不得不开始写,不然就会惴惴不安。再加上找工作的事情也没有着落,因为某些原因,等我回学校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大所的1L diversity program都已经截止了。幸好盲投了很多简历后,开始陆续有面试通知,然后就疲于奔波,有时候半天面十几个人。那时觉得只要工作搞定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后来事实证明,也对也不对,至少我拿到第一个offer的那天晚上,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转,毕竟事件都是相对独立的,但至少我没有再去写什么了。 春季学期也有一些情绪上的起伏,所以还是会加上一些新的页数。不过写完了就不重要了,这个本子也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也会把它扔掉,毁尸灭迹。如果说1L真的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因为课业繁重,所以大家的社交圈都非常封闭,导致情绪很容易被放大。拿所有的1L同学来说,有的人分手了,有的人恋爱了(并迅速分手了),有的人订婚了,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每天流连在tinder,能一直维持着情侣关系没有任何进退的,没有。 你说值得吗?最难的无非也就是这样,但好的时候是真的好。我记得第一周结束的时候,那个星期五我特别高兴,觉得完成了一周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走路去洗衣房的路上都忍不住嘴角上扬,后来还跑去城里大餐了一顿。我也还记得因为课上发言不错而下课后被同学搭讪被教授表扬,记得考试时候每个小时敲出一千多个词的感觉,记得发挥越来越自如的庭辩,记得那三篇页数越来越多逻辑越来越复杂的brief,记得第一次刷成绩单看见H时候的喜悦,说真的,那时候看着H觉得其他事再难熬都不怕了。 我读法学院之前对这个社会是非常懵懂的,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冲突,毕竟我一直是和理工科作伴的,相比人来说,机器或者通过机器联系的人才和我更熟悉。但这一年下来,基本上能了解到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怎么运作的,知道一个reasonable person会对什么事情作出什么反应,虽然看了很多社会上的恶性案例,了解人的普遍自私,但会觉得自己三观变得特别端正,缺点是时代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我不想变成时代里的路人甲。虽然我不会像我的同学一样满口讲着改变世界,但也会想帮助成就一些事,毕竟我是个打游戏也喜欢打辅助位的人啊。 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却未必是reasonable的,然后发现我对自己的小世界都无可奈何。即使我所有写作说理的课都拿了H,却仍然不能说服自己或别人做应该做的事。但我仍然是很高兴的,觉得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又紧密了一点点,虽然很多事情兴致缺缺,但了解的应该会比普通人多一些,这种开心大概就是知识的力量吧。如果那些负面的私事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老实说,我也认了。有时候我会想,愿不愿意时光倒退一年,重来一次,呵,你说重来一遍1L?还是不要了,熬过去了就不再往回看了。 好了,本子也翻完了,这就去扔了,我也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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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8

    生日留个影。我没有许愿。 长大一岁,我认识到两件事情。 第一,付出和回报不是线性函数。你付出100%的努力全力以赴,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患得患失留个退路付出50%,那你什么都得不到,一切只能在“退路”上继续。不存在你付出50%就可以得到50%的状况。工作如此,感情如此,连要收购个公司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什么事情我不去做可能会后悔,那就一定要做,破釜沉舟去做,如果只是要“试一试”就干脆不要浪费时间。我一直是这么做的,目前结果都还不错。 第二,接受我自己无能为力的挫折。尤其在感情这件事上,如果别人不愿意再全力以赴,那他并不会因为我说得多有道理、动员得多有说服力而变得更坚决更爱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什么都别说,闭嘴走开,自己要认栽止损,不为别人的软弱或者别的什么买单。 这对一个在学法律、试图通过说话来改善世界的人来说真是挺难的,我以后会努力做到,至少现在能够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扔掉。 综上两点,其实没有什么愿望。我自己能把握的叫目标,全力以赴去完成就是了,不需要许愿;我把握不了的,老老实实认栽,许愿也没有用。 总之,不谈风月,多读书。 P.S. 我比较想看中文版的文学小说,对,我对翻译要求还比较高,所以你有推荐的可以寄本给我,或者发个kindle版,或者跟我说说也行。邮寄地址是160 Comstock Circle – Unit 116341, Stanford CA 9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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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说医疗广告

    作为一个百度前员工,这在我的朋友圈倒是个敏感话题,但我还感想蛮多的,稍稍说上两句。 首先我们先说事实,因为我也没时间去仔细看新闻,我们假设我下面的描述是事实好了:接受传统治疗的肿瘤病人通过百度检索结果找到医院,医院宣称可以用某种国外的治疗方式,但这种治疗方式实际上已经被淘汰,病人接受了医院的治疗后无效死亡,谁有责任? 在这件事上,其实潜在的责任方很多,医院,病人自己,永远的责任方——政府,还有百度,先不要太着急把焦点放在百度身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一、病人 并不是所有因果关系都有法律意义的,蝴蝶效应大家都知道,如果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往前找补,那就是一副没完的近乎荒谬的多米诺骨牌。要不是病人来到医院,病人可能不会死;要不是病人用百度,病人可能不会知道医院;要不是传统疗法不够有说服力,病人可能不会用百度;要不是病人生病,病人根本不用经历这些…… 但我们要从近往远说,最终决定来到医院接受医院治疗的是病人自己,那为什么病人自己的决定不是切断因果线的那个主因?假设一个人想要以某种特定方式害人,他去网上查了害人的方法然后付诸实践,你可以说要不是他上网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害人,但就像古文中说的那样,你是去怪责那个拿刀的人还是那把刀?再假设,这个人不是想要害人而是想要自杀,然后在网上查了自杀的方法,这样你会更容易认定网络是他死亡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自杀行为是他死亡的原因? 有了对原因的客观认识,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这个案子跟上文所说的假设唯一的不同在于医患特殊关系。无论是自杀,还是害人,当事人自己有能力做出一个自主的决定,所以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而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在一个很无知的信息不对等的位置,他不能做出一个他自己能够负责的决定,所以在这件事情中,人们不会说病人活该。 二、医院 但是肿瘤病人最终死亡的病例千千万,即使我们说病人采取了医院的方案不是病人自己的责任,但病人的死亡为什么就是医院的责任呢?毕竟,最大的证明因果关系的障碍在于,病人有一种本身就致死的疾病,所以医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显然的。 假设大家不知道这个治疗方法在美国被淘汰了,假设在中国仍有一小部分医院在采取这种疗法,并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一种可行的、有一定概率比传统疗法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法,并且诚实地告知病人所有相关信息,那么大家抛弃对于莆田系的已知偏见,其实医院并没有什么责任。毕竟,医学的发展总是从范围很小的实施开始的,当一种小众疗法有客观医学依据并且被一部分学派所承认,如果病人愿意放手一试,最后没有成功,没有人会责怪医院或者病人,大家都是赌个概率做个选择而已。 那医院的责任在什么?在于没有满足病人的知情权。如果他们告诉病人这个疗法在国外已经被淘汰了,并且提供真实的成功数据,病人可能就不会选择医院。其实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很好证明,病人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很急迫了,他可能会尝试任何方式,如果病人要证明医院的责任,那他就要证明如果他知情就不会选择医院。可是你们想想,其实是人之常情,对于一个绝症患者,即使告诉他这是1%概率能治好的病,他可能仍然会去赌这1%,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都很难去证明未发生的那条路上有什么。 但医院做的不只是没有给予病人充分的信息,他们是肯定地给予了病人错误的信息,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这就涉嫌欺诈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莆田系这么深恶痛绝。患者应该是可以相信医生的,但他们却背弃了这种信任,上升到了社会公益的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得不说政府了。医患关系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社会关系,当大家都对莆田系深恶痛绝的时候,只能说是政府的失职,法规可能不健全,执法可能不严格,震慑性远远不足,可能还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就算我们知道政府可能最多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但至少我们应该都认识到政府在这种事情上的责任。 三、百度 说了这么多责任方,才能到达百度这一步。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没什么地位的话题,至少在美国,只要公司不违法,法庭是不会管公司做出的有违社会责任的商业决定的,即使是股东来要求也没什么用,因为公司这种结构的存在就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公司违法,管理层做决定也是看看被控诉的概率是多少,赔偿是多少而已。人都是欲壑难填的,何况是很多人组成的机构。医疗广告占百度收入的多少,我不想查是不是公开信息了,但绝对是伤筋动骨那么一个数量级,没有一个公司会和利益过不去的,这点其实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网民,这可能就是一种背书,如果百度对于莆田系的违法行为有所知,或者应该有所知的话,会把百度推到共犯或者同谋的责任上去(conspiracy or complicity,具体对应中文词汇不确定),百度有一定概率会有连带责任。 对于社会来说,我们比较的是这件事的损益。“益”就是我们避免了虚假医疗广告的伤害,虚假医疗广告的伤害很大,发生的概率也很高,所以这个值对于社会来说是很高的。“损”呢,基本上就是对百度和莆田系造成的利益损失的社会那部分,比如体现在税收上,可毕竟不是损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此,很显然,大家明着暗着一算账,都觉得应该是百度来解决这件事,毕竟它做个过滤器,分分钟的事。 对于百度来说,比较的不过也是这件事的商业损益。“益”就是留下这些广告可以得到的盈利。“损”呢有两个,一个是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个百度作为一个垄断企业,其实不是很担心;二呢是纯金钱上的,可能有一定概率吃上官司付出赔偿。我们不需要是什么公司管理人员就能知道,在中国,吃上官司的概率有多低,付出巨额赔偿的概率更是非常小,情理之中的,损的期望值远远小于益,那百度自然会继续容忍莆田系的存在。 说到这里,如果大家也看了当时Google面对类似指控时的故事,就知道我们又可以指责政府了,在这个损益的不等式里,只有政府有能力去改变任意一边的数值。要不就减少百度对于医疗广告利益的依赖,政府可以直接打掉莆田系,那可能对于百度来说公信力的提高有一天比广告更有价值,自然就会配合过滤;要不就开出巨额罚单在各种侵权案上允许高额赔偿,那对于百度来说,可能继续打医疗广告也会得不偿失。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让百度以一个公司的角度,去执行一个对公益有用却对自己损伤巨大的事情,可能性非常小。 客观来说,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许大家可以通过舆论指责迫使政府迫使百度做些什么,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能怎样呢?我们不能确认政府是不是能立刻有所作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自己的调查去看国外的医疗文献去自己努力知情,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这个社会里想保护的人,可生活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是这么防不胜防…… 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除了翻好墙,把父母的默认搜索引擎变成Google。 (声明:文中所有法律概念基本来自于美国的法律体系,作者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类似的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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